《医师报》记者随即根据《求助信》所提供的线索对该事件进行调查，通过走访当地医院，采访医生家属、同事、医院领导以及遵义市卫生计生委和当事医生律师，获取第一手资料，逐步揭开事件原委，并深入了解三位医生的工作状况。 代理律师：医生没有收受患者的钱物及请托，他们是严格按国家诊断程序和诊断标准工作的，没有严重不负责任和职权的行为，就没有失职行为和违法违规的行为。 医生家属：机关将尘肺病诊断和鉴定之间的差异认定为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是不了解医学不尊重科学的表现，指证医生涉嫌犯罪的是筛选出来严重不的，把社保资金流失的给医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如果因为读片差异率的存在，就认为是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种主张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位尘肺病医生都有可能被追溯为犯罪。 2017年11月2日，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余雷主任办公室，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身着的他们，拿出证件，告知余雷，要将张晓波带走。余雷以为张晓波只是协助调查，会很快回来上班。没想到这一去，至今再也未见着他。 在前一天，科里另外一名医生黄亨平，也在家里被机关以“涉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带走。 张晓波和黄亨平是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他们被带走的同时，机关也在医院将另一名尘肺病诊断小组董有睿医生带走。 2016年，人社部门收到企业举报，举报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医生与工人存在“利益关系”，将“非尘肺病”劳动者诊断为“尘肺病”。之后，贵州省人社厅将此事向贵州省报案，随及成立了专案组，2016年8月，机关对黄亨平和另一位罗姓医生以涉嫌诈骗国家社保基金的经济诈骗罪立案侦查。同年12月28日，贵州省人社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防范和打击以虚假职业病诈骗社会保险基金犯为的紧急通知》。2017年1月8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发布消息，称有个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为谋取利益，出具虚假尘肺病诊断结论，相关人员以此诊断结论向人社部门办理工伤认定并申请工伤保险待遇，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的重大损失。 让人费解的是，在这样的定性后，机关侦查一年多，在未找到黄亨平等二位医生“涉嫌社保资金诈骗案”的后，却将案由变更为“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将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的张晓波、董有睿两位医生，加入到“失职罪”的办案对象中。 黄亨平、张晓波、董有睿三位医生均具备尘肺病诊断资质，是贵州航天医院尘肺病诊断小组。据贵州省遵义市卫生计生委雷鹏远副主任介绍，遵义市只有2家医院具备职业病诊断资质，一家未开展实际工作，另一家即是贵州航天医院，是该地区唯一一家实际开展职业病尘肺病诊断的医院。 根据《求助信》中提供的资料和从医院了解到的情况，从2012年至2016年，贵州航天医院共进行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检查，进入到有尘肺病资质的专家诊断2274例，确诊尘肺病患者1640例，确诊无尘肺（含观察对象）634例。机关调走其中1353例患者的高千伏胸片等病历档案。 2017年10月初，遵义市播州区在传唤中，向医生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这份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聘请有关人员对三位医生作的547人的尘肺病诊断进行了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其中393人无尘肺病、111人胸片质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尘肺病仅为42人。——这意味着，诊断读片差异率高达92.3%。 机关将上述鉴定和诊断之间的差异认定成是医生造成的结果，并由此计算赔付，认为三位医生造成了国家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 张晓波代理律师、尚权律师事务所常铮律师认为，机关选取的547份病例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经过初筛，把认为诊断有问题的片子筛选出来，然后在这些片子里进行重新鉴定。常铮认为，判断片子是否存在问题，诊断是否存在错误，这是个专业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去判断，不是法律人可以直接确定的，鉴定应以所有片子为基数进行鉴定，而不是人为地筛选过后再统计。 董有睿代理律师、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张世国律师同样认为，“三位医生诊断了很多患者，不能单独摘出一部分有问题的鉴定就认为是有问题，要放在整体上把全部病例作为基数。尘肺病读片差异率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于样本选择非常重要。从10个里选5个，和从100个选5个，差异率当然是不同的。” 事实上，记者调查了解到，贵州省人社厅曾于2016年10月组织全省尘肺病专家对贵州航天医院2012-2016年1352份病例进行筛查，确诊无尘肺病的286例，有尘肺病但期别不同的15例（诊断读片差异率为22.3%），另外217例为尚有争议或无性或需进一步摄片确诊。 “尘肺病的诊断牵涉到高千伏X片的读片诊断问题，在医学上，影像学诊断是客观存在读片差异率的。”余雷告诉记者。 《医师报》2018年3月22日刊登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肺科医院毛翎主任《尘肺病诊断中差异率客观存在》一文指出，在尘肺病诊断中，读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只是差异大小的问题。即使是我国最权威的尘肺病专家，也会存在差异率的问题，越是位高权重的专家，越是会承认读片差异率的存在。原因与医生经验、胸片质量、读片条件相关。文章提到，“同一位医生在不同的时间段读同一个片子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读片者之间的专业水平差距越大，差异率也会越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记者在全国职业病医师培训考核指定教材《尘肺病》第五章第六节中找到一组数据：在一组专家的读片中，发生读片差异的范围为18.8%~33.2%，若比较经验不多和经验最多的读片者之间的读片差异则可达75.6%。若比较经验较多和经验最多者之间的读片差异则为30.2%。读片者自身差异为6%~16%，平均12.5%。在评定尘肺有无进展时，如将胸片按日期排序连续读片时的差异为14%,而将各片混合后单片读片时的差异为29%。 正因为如此，《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才要求尘肺病诊断需要3人以上单数医生进行集体诊断和诊断机构审核制度，以及在出现争议时的两级鉴定制度，3人以上集体诊断，也是基于消除读片差异的重要考虑。 机关将尘肺病诊断中的读片差异视为医生严重不负责任而涉嫌失职犯罪，张世国律师表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构成失职，必须是严重不负责任，并且致使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第一是本身行为，第二是行为造成的后果。结合到本案中，要看三位医生的诊断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规章制度？是否存在“严重不负责任”？ 在这一点上，医生的代理律师一致表示，从规章制度和程序上来说，医生没有违法违规，没有与患者有任何经济上的利益往来，也没有请托行为，并不存在机关所认为的“严重不负责任”。“医生通过集体读片做出诊断结论，最后诊断书由医院审核盖章，该诊断结论能不能用、怎么用，这与医生诊断水平、职业病诊断机制、各层级各单位把关监督流程有关。”张世国律师说，医生的职责是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结合辅助检查诊断什么疾病。作为取得国家诊断资质的执业医师，正常履职、认真负责工作，严格按国家诊断程序和诊断标准工作，就没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没有失职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 首先，根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诊断结论有的，可以向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如对市级鉴定仍存，可以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以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张晓波的妻子董捷认为：“如果劳动者和企业对医生的诊断有，可以申请上级鉴定，而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是为了解决劳动者对初次诊断结果存疑而进行的第二次鉴定甚至最终鉴定，但并不是机关用以判定医生是否有罪的法律。而且那么多年都没有申请鉴定，现在就将诊断错误的帽子全部扣在医生头上，并让医生承担‘失职罪’的刑事责任，怎么能这样？” 其次，社保资金的赔付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都要通过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还要通过资金管理部门的审核，层层把关才能让尘肺病患者获赔。“职业病工伤赔付流程很长，其中环节不仅有医生诊断，还有社保局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在这个过程中，用人单位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有，也可以申请进入鉴定程序，不能因为医生的诊断就由医生来承担责任。3000多万的损失是三个医生的诊断结果导致的吗？这其中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素。如果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规范执行，科学、监管到位，是可以有效避免损失的。”张世国律师说，医生的诊断并不是一锤定音，诊断不是造成损失的“致使因素”。 再次，常铮律师表示，从诊断结果和补偿关系上，医生只是做诊断，诊断出来还要进行工伤评级，根据工伤评级确定补偿标准。尘肺1期一般都被确认为伤残7级，但本案中也出现了同样被诊断为尘肺1期的，伤残评级却被确认为6级，最终获得了较同是尘肺1期的其他人更多的赔付。从这一点上看，并不是医生可以决定能赔给患者多少钱。 2018年2月8日，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邓利强主任前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检察院和贵州航天医院了解情况，并转达了中国医师协会对医生和案件的高度关注。邓利强告诉医师报记者，“尘肺病诊断有合理的读片差异率的问题，应该被尊重，如果因为读片差异率的存在，就认为是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种主张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位尘肺病医生都有可能被追溯为犯罪。如果医生没有违反执业规范，并且读片差异率是在合理范围，就应该尊重科学尊重执业。” 邓利强希望，遵义市播州区检察机关能够按照《刑事诉讼法》，不仅仅要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还要搜集无罪，还社会以。 此事件发生后，2016年11月，贵州航天医院被终止了职业病诊断业务，2018年1月终止职业病体检。 医师报记者在医院体检中心找到姚龙芳长。据姚龙芳介绍，该院是贵州省遵义市唯一开展职业性尘肺病诊断的医院，且只有该院可以接受外地劳动者体检。从2011年开设职业病诊断业务开始，以前每天300~500人，所有医护人员加班加点。 按照国家相关，从事职业病危害项目的劳动者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在贵州航天医院，劳动者来体检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单位证明或劳动合同等，并要求录入指纹，进行项目检查，一旦发现疑似尘肺病，医护人员会通知本人，要求其半年内拍摄第二次胸片。两次胸片基础上，医生认为可以明确诊断的可进入诊断程序，如果仍不能明确的，则拍摄CT片，排除其他肺部疾病，可进行尘肺病诊断。体检中心告知劳动者需提供的材料清单，要求患者提供单位职业病诊断委托书、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证明、填写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等材料，询问并记录劳动者职业史、既往诊断史等情况。由于劳动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口音辨识等，沟通过程较长，往往要花费30~60分钟。之后将所有材料装订，进入诊断讨论环节。 从医院体检中心进入，穿过空荡的大厅，靠左手边的走廊，走到尽头倒数第二个门，就是三位医生平时工作的职业病诊室。 每周，董有睿、黄亨平和张晓波约定好时间，就在这儿阅片。大家对照国家标准片，各看各的，然后讨论，做《职业性尘肺病诊断过程记录》并写下结论、签字。阅片的时候还有2名协助整理资料和登记。最后出具《职业性尘肺病诊断证明书》，单位审核、盖章后，送达劳动者。 “那些劳动者，一个个都是家庭条件差，文化水平不高，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后来陆续有人过来要做职业病诊断，我们说不能做了。他们就不知怎么办，看着真的很可怜。”姚龙芳说。 2018年2月9日，贵州航天医院300余名职工在《呼吁信》上签字按为医生证明和呼吁：尊重科学、尊重医学，实事求是，依法医生的权益。 《呼吁信》中提到：三位医生从医均有25年以上时间，接诊患者人数万人，他们参与职业病尘肺病的诊断工作，是在履行一个医生的职业，是在履行医生职业赋予他们的和职责。 曾经与董有睿一同接受过住院医师培训的、贵州航天医院急诊科主任罗柱文告诉医师报记者，“以前不知道还有失职罪，当医生这么容易就担上这个；以前以为为患者解决了问题就好，原来尘肺病医生不一样，患者得了赔付，医生却有罪。如果让我选择是做一名尘肺病医生，还是急诊科医生，我一定选择当急诊科医生。假如董有睿还是呼吸科医生，现在不就没事吗？！” 耳鼻喉科主任陈维信说：“三位医生仅仅因为读片差异率就被，这是不尊重医学、不尊重科学的表现。医学是医生经验教训的总结，谁都不敢说自己没有犯误。如果有经济问题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仅仅因为所掌握的知识不同、经历不同，医生就要被治罪吗？呼吁加强建设，如此草率判定，医务人员太冤，对我们这个群体而言是一大打击！” 呼吸科主任廖江荣也是医院具备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生之一。“医生的诊断只是凭自己的职业水平对病情做出判断。既然这些医生经过培训、通过严格考核，国家赋予了他们职业病诊断资质，那么他们集体所做出的诊断，就应当被认可和采纳。作为职业病诊断医生，其诊断是可以有差异的，如果因为尘肺病诊断的差异性，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那这职业病诊断医生谁也不敢当了，谁也不愿意参与职业病诊断工作了。” 三位医生在院领导眼里都是“”，据朱往文副院长介绍，每年医院对医生都要进行业务能力考核，三位医生的表现均是“称职”。而医院还参与起草了《贵州职业病诊断鉴定规范》。他相信司法，会给予该事件正确判断。 从2016年8月29日开始，贵州航天医院放射科黄亨平医生已经反复接受调查多次，先是以“涉嫌社保资金诈骗案”刑事，被取保候审。 黄亨平第一次被带走的时候还在医院工作岗位上，起初他极不愿意：“为什么要带走我啊？”同事劝说“去吧，只是协助调查”。 7个月来，舒永霞为黄亨平的事到处奔波，“身心疲惫”。她始终不能接受社保资金流失与黄亨平有关系的说法，她在接受医师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机关办案应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办案。可是本案机关抓住客观存在差异率做文章，对鉴定样本范围选择不公平不，其鉴定结论不但未能准确、真实反映诊断小组的诊断质量，反而人为地扩大诊断差异率，造成医生严重不负责任的。了办案，也领导的决策。” 舒永霞质疑：“查了一年多经济诈骗罪没有后，又变更为失职罪医生。因为社保资金流失及消费增长速度过快的事实，就以影像诊断的读片差异率医生，进入办案程序，让医生着牢役苦。医生，家属及知情人都接受不了这种办案方式。” “我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这是2017年10月12日董有睿医生被以失职罪传唤取保候审出来后，对她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此之前，她多次获得医院“贡献”，是贵州省尘肺病诊断专家库，还因为“正直、善良、业务能力强”被医院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为遵义市汇川区第三届代表。 董有睿近80岁的老父亲说，当初让小女儿选择学医，就是想让她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要求她做一名对工作、对患者负责任的医生。从医25年，小女儿没有让他失望过。汶川大地震波及到遵义，她不顾指挥科室人员将患者转移到安全地点，如今身陷冤假错案，让人难以相信和接受。 “我女儿没有收受患者一分钱，未谋取任何非法利益；没有医患，也无主观故意，更无其他违法行为。她是按国家有关在负责任地正常执业和履行医生的职责。”这位老父亲希望这些医生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希望相关部门还事实以，还医生以。 董有睿被带走后，体检中心相继有3位医生离职，姚龙芳告诉医师报记者，他们给出理由是“没想到在体检中心工作也有这么大风险”“觉得很恐怖”“心理有阴影，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他当初不考这个证（尘肺病诊断资格证），现在也不至于碰到这样的事。”张晓波的妻子董捷告诉记者，至今，张晓波被的消息还不敢告诉家里两位年近8旬的老人和还未成年的孩子。 张晓波的父母是教师，从小，他和弟弟妹妹们都被教育“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正直的人，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工作以后，他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看专业书、查资料，专研业务。2009年，医院计划开展职业病诊断业务，院领导找到他，他一口答应下来，并顺利考取职业病诊断资质。成为医院里最早考取尘肺病诊断资格证的之一，也同样是贵州省尘肺病诊断专家库之一。 张晓波从业近30年来一直从事的都是放射影像专业，经他诊断过的CT片、胸片、CR片数十万计。2012年医院开始职业病诊断业务，他成为主力之一。 “常常半夜醒来，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以前教育小孩都说抓的是，他爸爸明明没犯错，只是因为正常的工作就被抓了起来，而且可能还会被。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12岁的他能明白吗？就怕影响他今后的价值观……”董捷说。 2018年5月，张晓波和董有睿的家属，与医院段永华和朱往文副院长一起到检察院，再次请求取保候审三位医生。检察院了。 5月29日，医师报记者联系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案件还在侦查中”为由了采访。 本案案发的原因是社保基金流失，但社保资金流失能直接与医生诊断划等号吗？我们认为这其中没有直接、必然的因素。社保资金的赔付需要层层把关，这其中涉及医生、社保局、工伤管理部门、用人单位等，不能因为医生的诊断就由医生来承担责任。 假如医生违规操作，并有证明收受患者好处，形成利益链，那么医生应该受到相应法律处罚。但如果一名医生的执业行为遵守了规章制度和程序，仅仅是因为学术水平和经验问题，做出了可探讨的诊断结果，就要因此被认为是犯罪，这将给整个医生群体带来极大的压力，并可能造人自危的状况。而一旦医生“人人自危”，采取的方式行医，那么最终的还是患者。 具体到职业病诊断医生而言，如果因为正常的诊断导致医生被追究刑事责任，势必对从事职业病诊断的整个医生群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势必影响职业病诊断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客观、的判断，很容易导致医生基于，对本来患有尘肺病的患者而诊断为“无尘肺病”，从一端另一个极端。并将可能面临全国没有人愿意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的局面，最终损害的是全国高达600万人尘肺病患者这一的权益。 不要再让工人失去、监管机关因失信于民而被社会所诟病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是时候完善我们的制度建设了！ 一抓了之，是简单的处理方式。本案看起来是针对三名医生，实际是在针对整个尘肺病患者群体、整个监督机制，如何建立合理有效运行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加强劳动者和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值得整个社会思考。 一个好的判决可以扭转社会风气。习总曾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一次不的审判，其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的审判则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作为司法机关，要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它影响着600万医务工作者对职业和医患权益的思考，影响着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职业、社会关系的判断。希望当地司法机构在尊重医学、尊重科学的基础上，还原事实，处理，让每一名医生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让每一名患者在今后的诊疗中能够得到的治疗。 （一）2016年8月，遵义市绥阳县以经济诈骗罪对罗劲松和黄亨平医生立案调查。先后采取刑事、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2017年8月11日解除取保候审。 （二）2016年10月19日，机关调走医院2012年到2016年诊断为尘肺病病人的档案资料1353份。 （三）2017年6月29日，黄亨平医生被遵义市播州区以涉嫌诈骗罪刑事，7月6日取保候审，11月1日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执行。 （四）2017年10月12日，张晓波、董有睿两位医生被遵义市播州区以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传唤，10月13日取保候审，11月2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刑事，11月24日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执行。 （五）2017年12月底，遵义市播州区侦查结束并移送播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已进行过二次退侦，目前检察院正在进行第三次审查起诉。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取保候审，未果。右眼皮跳测吉凶
|